《民法典》的颁布实施不仅标志着中国民事法律体系的成熟定型，更推动民法学研究进入以解释论为核心的新时代。面对这部兼具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的法典文本，如何构建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体系，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的深度契合，成为民法学界必须回应的重大课题。民法典理论研究方法的选择，既要坚守法学研究的本质属性，又要立足中国法治实践的具体情境，在传承与创新中形成兼具自主性与实效性的方法论自觉。
一、教义学方法：法典体系的阐释与建构核心
法教义学作为成文法国家法学研究的基础方法，在民法典时代呈现出更为重要的理论价值。其核心要义在于以民法典文本为绝对权威，通过逻辑分析、体系梳理等技术手段，形成系统完备的教义体系，为法律适用提供统一依据。民法典将七项基本原则外化于总则编，构建了清晰的内在价值体系，同时以“总-分”结构搭建起逻辑严密的外在体系，这为教义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实证法基础。
在解释论层面，教义学方法通过文义解释、体系解释、目的解释等具体技术，精准阐释条文内涵与适用边界。对于民法典中抽象的基本原则，需通过类型化研究界定其适用场景，避免“向一般条款逃逸”；对于合同编与侵权责任编中蕴含的债法总则精神，需运用教义学整合技术实现规范间的逻辑贯通。孙宪忠教授提出的区分原则，正是通过对物权变动规则的教义学重构，解决了债权与物权法律效果混淆的实践难题，彰显了教义学方法对制度完善的推动作用。这种研究方法不仅能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与安定性，更能促进民法学通说的形成，为法典的长期稳定提供理论支撑。
二、问题意识方法：本土实践的回应与制度创新
民法学是极具实践性的学科，脱离现实的理论研究终将失去生命力。问题意识方法以中国现实问题为导向，立足国情与法理发现真问题、提出真方案，成为民法典理论研究的核心路径。其关键在于聚焦“中国问题、现实问题、重大问题”，将理论分析与国家治理、经济发展、权利保障的实践需求紧密结合。
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，问题意识方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。针对《民法通则》被“淘空”、无法发挥统率功能的制度困境，学者提出编纂民法典的立法建议，推动了民事法律体系的系统性重构；面对不动产登记“多级别、多部门”的实践乱象，基于物权公示原则提出“五统一原则”，促成了统一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建立；针对公有制财产权利界定模糊的问题，通过“股权—所有权”结构理论重构，为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法理依据。这些研究实践表明，问题意识方法并非简单的“对策研究”，而是要将中国国情与体系化民法原理相结合，在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过程中，实现理论创新与制度完善的双向互动。在后民法典时代，数字经济中的数据权益界定、平台责任划分、个人信息保护等新问题，更需要以问题意识为指引，推动民法理论的与时俱进。
三、跨学科方法：知识融合的拓展与视野革新
民法典作为社会生活的“百科全书”，其调整范围涵盖经济、社会、科技等多个领域，单一学科视角难以应对复杂的现实挑战。跨学科研究方法打破了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壁垒，通过吸收社会学、经济学、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工具，为民法典研究提供了多元分析维度，成为理论创新的重要动力。
在具体应用中，历史社会学方法有助于追溯制度演变脉络，理解民法典中本土元素的形成逻辑，避免盲目照搬域外经验；经济分析方法通过成本-收益核算，为物权变动模式选择、合同效力认定等提供量化参考，实现法律规则的效率优化；社会调查方法能够捕捉“活法”实践，将交易习惯、典型案例等社会事实提炼为规范素材，增强理论研究的实践适配性。面对数字时代的新课题，更需要融合数据科学、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知识，构建适应数字经济的民事权利保护规则。正如谢鸿飞教授所言，民法教义学的体系建构虽追求自足性，但不应拒斥其他社会科学的滋养，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回应时代发展的复杂需求。
四、价值引领方法：核心立场的坚守与正义实现
法学研究并非纯粹的逻辑推演，价值判断是贯穿始终的核心要素。民法典理论研究的价值引领方法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遵循，在规范阐释与制度设计中实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。民法典第1条将“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”明确列为立法宗旨，为价值引领方法提供了规范依据。
在理论研究中，价值引领方法要求将公平、诚信、公序良俗等价值理念融入条文解释与体系建构。在权利冲突解决中，需通过利益衡量实现不同价值目标的协调，如在自愿原则与公平原则发生冲突时，结合具体场景作出符合实质正义的判断；在法律续造中，需以核心价值观为准则，填补法典漏洞，如针对“霸座”“高空抛物”等失范行为，通过价值补充明确行为边界与责任承担。这种价值引领并非主观臆断，而是要建立在社会共识基础上，使民法理论既坚守法治精神，又契合社会大众的正义期待。在新时代，通过价值引领方法，可推动民法典成为弘扬美德、引领风尚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载体。
结语
民法典理论研究方法的建构，是一个传承与创新、坚守与开放的辩证过程。教义学方法奠定了研究的规范基础，确保了法律体系的逻辑融贯；问题意识方法确立了研究的实践导向，赋予了理论创新的现实生命力；跨学科方法拓展了研究的知识视野，回应了复杂社会的多元需求；价值引领方法坚守了研究的正义立场，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这四种方法并非相互割裂，而是形成了“规范为基、问题为要、跨学科为翼、价值为魂”的有机整体。
在后民法典时代，构建中国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，需要以这一方法体系为支撑，既要深耕法典文本，筑牢教义学基础；又要立足中国实践，强化问题意识；既要拓展知识边界，推动跨学科融合；更要坚守价值立场，彰显中国特色。唯有如此，才能使民法典理论研究真正服务于法典实施、权利保障与社会发展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民法理论支撑。
（编辑：张晓强）